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是在重要歷史關頭召開的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面對相互交織、相互激蕩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不可逆轉：一如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的一艘航船，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

　　百年前的“沖擊—反應”模式，此時調了個方向：某些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和平崛起從困惑、不適應到某種程度的圍堵。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突然間蜂擁而至，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誘發這一世界級現象的中國變量之權重幾何?值得深思。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在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鄭重提出“兩個確立”，即“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明確指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這一新的飛躍，其“新”，可從四個維度來看：從主觀維度看勇于自我革命，從客觀維度看敢于堅決斗爭，從歷史維度看弘揚傳統文化，從現實維度看推進制度定型。這四個維度，集中闡釋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史經驗的“十個堅持”。

主觀維度：勇于自我革命

　　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斷自我革命中淬煉而成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以前所未有的果敢決絕勇于進行自我革命，以黨的自我革命持續推動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黨的面貌為之一新，煥發出新的強大生機活力;人民的面貌為之一新，更加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民族的面貌為之一新，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勇于自我革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至上，堅持理論創新。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這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不二途徑。黃炎培在記述1945年訪問延安的日記中寫道：“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段對話后來被稱為毛澤東與黃炎培的延安“窯洞對”。

　　如何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窯洞里給出了第一個答案，這就是“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經過百年奮斗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實踐，我們黨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

　　“我們黨歷經百年、成就輝煌，黨內黨外、國內國外贊揚聲很多。越是這樣越要發揚自我革命精神，千萬不能在一片喝彩聲中迷失自我。”此言也諄諄，此意也殷殷。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之精神意志，必將引領中華民族這艘巨輪乘風破浪，行穩致遠。

客觀維度：敢于堅決斗爭

　　中國共產黨一百年苦難輝煌、新中國七十余年波瀾壯闊的歷史，是一部感天動地的奮斗史，也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斗爭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改革開放、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在斗爭中誕生、在斗爭中發展、在斗爭中壯大的。

　　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迎來了從創立、發展到完善的偉大飛躍;中國人民迎來了從溫飽不足到小康富裕的偉大飛躍。中國共產黨正帶領人民踏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這一切，無不是通過艱辛斗爭得來的。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方面任務之繁重前所未有，我們面臨的客觀環境風險挑戰之嚴峻前所未有，總想過太平日子、不想斗爭是不切實際的。

　　應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黑天鵝”“灰犀牛”，必須始終保持昂揚的斗爭精神，堅持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獨立自主，堅持中國道路。事實也正是如此，歷經千難萬險、經過千錘百煉，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當然，我們的斗爭是有方向的，這也是我們堅持斗爭的底線。凡是危害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各種風險挑戰，只要來了，我們就必須進行堅決斗爭，而且必須取得斗爭勝利。

歷史維度：弘揚傳統文化

　　中國共產黨誕生于新文化運動之初，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激蕩鼓舞。新文化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是當時世情國情之必然。鴉片戰爭后，國人深刻認識到洋人堅船利炮之強大，于是以洋務運動為代表，開始了中國工業化的蹣跚起步，日本同期則開始了明治維新。然而，三十年后甲午戰爭的慘敗，以及隨后戊戌變法的夭折，使得先進的知識分子認識到，要從文化更新與再生中探索中國的前途。

　　中國傳統社會是政“教”合一的社會。此處的“教”是儒教，非西方意義之宗教。清末民初，“政”垮之后，“教”也失去其歷史合法性，而西“教”，也就是西方文明，則被中國知識分子急切引入，企圖使之成為再造中國“政”之“教”基。殊不知，“政”需依賴傳統文化之浸潤而土生土長方能長久。“政”如何與“教”融合，以維護政治的長期穩定、文化的復興，是西學東漸以來一直耿耿于知識者心中的大課題。

　　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曲折的發展歷程中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大課題。那就是在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同時，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稕Q議》明確指出，必須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國社會土壤，照抄照搬他國政治制度行不通，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其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不僅是我們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內核，對解決人類問題也有重要價值。中華文化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胸懷天下。從《尚書》的“協和萬邦”、《周易》的“萬國咸寧”、《論語》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禮記》的“天下為公”“天下一家”，到康有為的“大同世界”、孫中山的“大同之治”、李大釗的“大同團結”、毛澤東的“大同境域”，再到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可以說中華文化中高揚的“大同”之“天下觀”一以貫之，對于解決當前世界亂象亂局具有極其重要的引領價值，其內嵌的文化自信、文明自信，也正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蘊含的最寶貴品格。

現實維度：推進制度定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與國的競爭日益激烈，歸根結底是國家制度的競爭。”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稕Q議》指出，一百年來，黨領導人民披荊斬棘、上下求索、奮力開拓、銳意進取，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敢為天下先，走出了前人沒有走出的路，任何艱難險阻都沒能阻擋住黨和人民前進的步伐。

　　1992年，鄧小平同志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進程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創新重要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隨著實踐發展不斷與時俱進。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把制度建設作為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基石性構件，既是對鄧小平同志三十年前“預言”的回應，更是我們黨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的表征。

　　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完善;推進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穩步推進;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更加完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水平明顯提升，文化體制改革創新發展;全面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制度，社會體制改革全面推進;環保督察、河湖長制、國家公園等創新舉措陸續面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新時代改革開放具有許多新的內涵和特點，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制度建設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對的是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對改革頂層設計的要求更高，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更強，相應地建章立制、構建體系的任務更重。推進制度定型，是科學解決“建設什么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一重大歷史性課題的必由之路。

　　百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充滿著血與火的嚴峻考驗，貫穿著歷史性的偉大斗爭。確立毛澤東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是第一個歷史決議的重大政治成果，為黨的七大勝利召開奠定了統一的思想基礎;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是第二個歷史決議的重大政治成果，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得到了全面深刻的理論性、歷史性、實踐性闡發;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是第三個歷史決議的重大政治成果，必將為黨的二十大的勝利召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平穩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堅強的思想理論武裝。

摘自 新華日報